1984年，父亲去了延边州参军，想好了临走时的结局却没有想到意外之事。父亲从小不听话，这种不听话是执着的。

1967年父亲的出生就带着不安，一出生就开始生病。那时候在农村，即使是再好的家庭条件也治不了孩子的高烧。野外的庄稼地里，矮矮的新坟垒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家还没有从孩子的去世中苏醒，又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

五岁那年，村里的小孩子大半都中了招，隔三差五的，就能听见谁家的孩子脑膜炎又死了。父亲就在这时候又发起了高烧，一开始奶奶以为是普通感冒，家里孩子多，大姑才出生，大伯小学刚刚上，也就没理会。等到后来父亲开始不停地说头疼，并且高烧三天不退时，奶奶才想起来，这孩子莫不是脑膜炎吧。

爷爷被一封电报从粮库叫了回家，看见烧的像碳一样的父亲，爷爷的眼泪都要哭干了。但是再哭有啥用啊，爷爷第一次动用了关系，找了去北京办事的同事，去同仁堂买了五粒安宫丸。就是这小小的五粒药救了父亲一命。等将养了三年之后才去上了小学。

听我奶说，父亲上学就像把脱缰的野马放走一样，每天兴高采烈地去上学，回来时，衣服总是会染上别的颜色。奶奶当时气不过上去就是一巴掌，结果看见后回家来的大伯也是一个德行，就骂骂咧咧的洗衣服去了。

又过了两年老姑出生了，父亲也要上初中了。本是青涩的时代，或许是因为独立，让父亲很多时候总是不被爷爷奶奶理解。爷爷大小在粮库也是一个官，那个年头，当官总是不少挣的，而且各方面待遇都很好。爷爷有时候还会接待外宾，觥筹交错后，带回来的各种礼物也是不少。奶奶自然是当了官太太也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做派。

老姑出生第三天，奶奶吩咐父亲看孩子，自己则到村里的广场看戏。晚上六点多还是没回来，老姑饿的哇哇哭，冲好了奶粉喂饱了老姑，父亲这顿火始终没有压下去。一个十三四的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无非就是想要自己的妈妈早点回家嘛。待老姑睡着后，父亲和大伯拿着弹弓把唱戏的刚支上的电灯泡全都打碎了，戏台上抹黑唱戏的人乱作一团，台下听戏的人也是四处逃窜。

奶奶无奈只能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供销社的人就追上来了，拎着父亲的领子就是告状。奶奶看了看大伯和父亲，进屋一看躺在炕上哇哇哭的老姑，火就上来了。拿起烧火棍上去朝着父亲就要打去，大伯下意识上去挡了一下，鼻血当时就留了下来。后来在看见大伯鼻子上的疤时，我好奇问过，大伯只是笑没有说什么。这件事之后，奶奶和爷爷都给父亲贴上了不听话的标签。

那时候每天早上父亲会早起，烧水熬粥，蒸窝头，煮鸡蛋。粥是玉米糊糊，是早上大家需要吃的，还有家里的咸菜嘎达。窝头父亲会分成三份，一份是带去学校的午饭，一份是大伯的午饭，还有一份是奶奶的早餐。至于鸡蛋，是给老姑的，全家的鸡攒下来的鸡蛋都是给这个小女孩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