霎那间，他恍然大悟，那一晚，老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给他点明两个字而已，那便是“责任”二字。“公卿将帅”们应负的“责任”于是，他惶惶然地把目光从广场周围那几所巍峨高大的建筑上降落下来，落到了在广场中间悉悉蠕动着的那一群群灰蒙蒙的人堆身上。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从Ｋ省来的“平民百姓”。他们来这里融合，寻找。他作为他们的“一把手”，将带给他们什么呢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地紧缩……

也许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每一回离京前，贡开宸总要让座车绕天安门转上那么一转……慢慢地转上那么一转……不同心情中，不同处境时，他总能从这“转上一转”中，获取某种精神慰藉……

车子围绕着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慢慢地行驶着。车内光线很暗。神情沉重、愈显疲乏的贡开宸深深地陷坐在宽大的后座里，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凝望着广场上的一切。

这时，张大康乘坐的那辆奔驰车也开进了马扬居住的那个住宅区。这是一幅陈旧的红砖住宅楼。由于夫人黄群的工作缘故，她一直还在大山子职工医院里当她的主任大夫，马扬调任省城经贸委副主任后，一直没搬家。但今天张大康来敲他住宅门时，他却正在为搬家事宜而忙碌着。不是往省城搬，而是要搬出Ｋ省，搬过长江，“五岭逶迤腾一股细浪”，演一出新时期“胜利大逃亡”。也就是说，他终于觉得自己必须调离Ｋ省了。

实施这次“调动”，当然跟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那份六七万字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落笔前，他就很清醒，该材料的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得罪一个人———贡开宸。而身在Ｋ省，却把贡开宸得罪了，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马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马扬曾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写这份“后果肯定严重”的材料。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把它们一一咬碎了，咽回肚里去了。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于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总要改变一点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什么吧

已然四十六七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讷，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倚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掖不住藏不住也堵不住闸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力”在吸引和推动周围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

十、道不同不相为谋

张大康进门前，马扬正坐在地上，捆扎一捆捆的书。为防灰土，他戴着一顶用旧报纸做的帽子，还穿着一件蓝布工作大褂和一双特大号的军用翻毛皮靴，嘴里还哼着门德尔松的一支什么小夜曲。

张大康笑道：“胜利大逃亡啊胜利大逃亡……没想到，精明如马扬之流的，居然也会有今天那会儿我就跟你说，别呈能，别给中央写什么条陈。你小子就是不听。哗哗哗，六七万字，痛快，矛头还直指Ｋ省主要领导。马扬啊马扬，你真以为你是谁呢”

马扬端起酒杯，放到鼻尖前嗅了嗅，平静地一笑：“我没写条陈。这种说法不准确。”

“那六七万字的东西是什么”

“看法。仅仅是一点个人看法而已。字数嘛，是多了点……但肯定不是呈给中央的‘条陈’……充其量也不过是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所约，写的一篇学术讨论性的文章而已。”

“个人的看法在历史面前总是苍白无力的，如果你不顺从历史的愿望的话……”

“但历史的真谛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诗意地存在。”

“哈哈。哈哈。好一个‘诗意’。”张大康扁扁嘴大声笑道。

马扬不说话了。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已经把观点阐述清楚了，便会及时地从争论中撤出。保持适度的沉默便是最有力的雄辩。他还认为，必须留出足够的余地，让对方自己去思考。唇枪舌剑，只能把对方逼到无话可说的绝境，但问题最后的解决，还是要靠对方自己在思考中去完成。

“贡开宸很快就要被免职了。你知道吗”张大康突然转入“正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