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评审中实行回避制度，凡与候选人有直系亲属或主要旁系亲属关系的院士（如：父母、夫妻、子女、岳父母、婿媳、兄弟、姊妹、叔侄、甥舅等），评审时应回避。

    回避的办法是：当小组和大会介绍、讨论某候选人情况时，凡属与该候选人有以上关系的院士，应暂时离席，待对该候选人介绍、讨论完毕，再进入会场参加对其他候选人的评审，投票时不回避。

    在这一环节，林楼的年龄问题又引发了争议，但是他的成就实在是太硬了，新中国第一位国际顶级大奖获得者的身份，还有他那些刊登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文章，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著作都让人无话可说，于是顺利获得通过。

    然后继续公示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并由主管部门审核把关，通过后进入第二轮评审，从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中，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除了增加候选人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的环节之外，评审程序和办法与第一轮评审基本相同，参与评审的人员有变化。

    第二轮评审会由全院组织，集中统一进行，林楼在评审会上进行自我介绍，围绕提名书主要成就贡献的范围，实事求是地介绍本人在完成重要工程项目中所发挥的作用、解决的工程技术难点、创新之处等。

    然后学部评审会要对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全部候选人逐一评议。经学部评审会认真、全面评议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按增选名额120%的比例，依得分顺序，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要是有举报，对被投诉候选人的有关调查核实材料连同其投诉信，一并提交评审会参考，在对被投诉人评审时，有关院士应根据常委会研究意见，将有关调查核实结果向会议进行说明。

    等通过了这轮评审，就公布最终候选人名单，进行最终的评选，选举实行等额无记名投票，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有效票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

    要说这些环节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回避原则，实际上院士的直系或者旁系亲属参加院士评选的比例并不高，反倒是存在师生关系的更多一些，但师生关系似乎不在回避范围之内，这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

    但细细想来似乎也没办法，因为院士往往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山头，门下弟子众多，这些学生能成为他的弟子，在基础和天赋上肯定没问题，然后又享受了院士级别的培养，能够比其他人更便捷地参与各种大项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日后继续成为院士好像也不稀奇。

    但是这必然会引发学术上“同宗同族”的现象，就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从创办后到2018年的60年时间，培养的本科生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位成为了院士，这是在全国高校中遥遥领先的。

    这里面固然有中科大教学质量过硬，学术氛围突出的原因，但要说和中科大数量较多的老院士没有关系，估计谁也不信；这对那些出身其它学校的院士候选就真的公平么？

    同时在第一轮评审中，除去不参与投票的资深院士，各个学部拥有投票权的科学院院士人数仅为几十人，也就是说寥寥几十人的意见就决定了一位学者能否将一只脚迈过通往“院士”的第一道门槛。

    如果某位候选院士和该学部某位老院士存在较大的矛盾，那么他想通过审核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弊端。

    同时在最终的全体院士投票中，由于现在已经每人能做到通晓所有门类的科学，就算是院士最多也只对本领域有研究，而仅仅依靠自我介绍和现场回答，恐怕没办法让所有院士明白他的学术水平和成绩。

    那么，运作这种事自然而然就诞生了，说得好听点就是帮助其他领域的院士了解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做出过什么了不得的成就；要是说得不好听，那门道就多了，不少人就因为缺乏运作能力，而遗憾落选院士。

    不过这些弊端放到林楼身上却成了优势，清华大学在科学院人数较多，科学技术部又有吴委员这样的资深学部委员照应，很顺利便获得了通过。

    在最终的院士投票环节也是一样，清华大学的运作能力还是很强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林楼也拿到了半数以上的有效票数，在三十三岁的年纪便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根据他的工作，日后再评选工程院院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成为继吴委员之后，第二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双院士，似乎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林院士，早啊！”

    “林院士，早上好！”第二天去事务所上班的时候，大家集体改了称呼，在学术领域，确实没有比院士更高贵的称呼了。

    “哎呀，你现在都已经是院士了！我现在甚至有点后悔当初在美国创业了，我要是一毕业就从斯坦福回来，说不定现在也有资格进入院士候选名单了！”如今已经回到国内的林桥表情有些复杂。

    “现在也不晚啊！就凭你在计算机图形领域的研究，早就达到院士的学术水准了，接下来用心钻研几年，搞个大项目出来，评选院士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林楼安慰道。

    “将来林桥先生要是也评上院士，那你们林家就是一门双院士了，这可就太风光了！”众人满是羡慕地说道。